*原载于《求是》2017年第3期 转载时有删节

一、引言：科学方法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有效法宝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世界的眼光，发展建设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任务。在这个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构建学科体系，科学的、批判性的思考显得十分重要，所谓真理不辩不明，而如何“辩”，则是帮助我们走向真理之路的核心所在。

　　简单说来，“辩”的过程就是说理的过程。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场景条件下往往认的是不同的理。比如《论语》里记载：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有正派的人，他父亲偷羊，他把他父亲告了，大家钦佩。孔子说，在我们那里对这个正派理解不一样。父亲要护着儿子，儿子要护着父亲，这才叫正派，受人尊敬。这两个道理不一样，同样的行为得到的评价也不一样。如果没有客观标准，各执己见，这个问题就永远“辩”不清楚。而科学的方法，则是人们在经过了许多年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思考后，找到的一种思考方法。它强调事实、经验和理性，寻求理性的一致性，用来破解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以达到更好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科学的方法包括观察、假设、实验，记录常规性的规律，排除因果关系的竞争性解释，提炼因果关系的规律，形成对事物提供系统解释的理论体系。事实、因果关系的规律、理性逻辑，构成科学方法的三大要素。

　　如果各人的理不一样，就难以有共同的对话基础和评判标准，自然也就有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而科学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超越现象看本质的说理基础。它从客观的价值尺度，考虑主观因素，提供一系列方法，来审视这个“理”。科学评价的任务有四：一是了解这些“理”的具体内容；二是审视不同的“理”的内在逻辑，了解为什么这样说“理”；三是找出这些不同的“理”中有共性和普遍意义的客观解释；四是考察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在不同场景、时空和条件下既符合普遍意义又符合不同场景、时空和条件的因果关系的“理”的解释。当我们在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碰到困惑，我们可以用追求事实和因果关系的真相、一致性的逻辑理性、具体事件、空间、场景和人物差异的分析，来予以化解这个困惑。因此，“辩”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是“正派”，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对相关的当事人更重要，带来的是什么结果的问题。只有在逻辑上一致，才能把问题找到，说清楚，才能带来利于谈判和形成共识，带来共同能接受的思辨结果。5·17讲话清楚地指出了立场的重要性，也是我们讨论很多问题的基本原则。

二、社会科学的本质

　　有科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提出，人类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关于物理世界的学问，研究我们生存的客观世界;二是关于伦理世界的学问，研究我们所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学问;三是关于心理世界的学问，研究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感受的学问。这三大学问体系又通过人的能动性，综合运用在人类了解和改造自己的环境、与环境共存的努力之中。虽然不同学者可能对这一分类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一分类勾画出的大学科的研究方向是基本清楚的。

　　根据这一分类，其中社会科学的学问，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本身以及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学问。科学的方法，就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本体论讨论什么是研究的主体，认识论讨论世界如何被感知和学习，而方法论则更多关注用什么方法才能有效研究问题，得到具有信度效度的知识。人们习惯上将研究伦理和心理的学问归纳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关注思想、文化、历史和道德等知识，而社会科学则更关注社会的运行以及如何按照社会规律来改造社会、发展社会，使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有效路径。

　　需要提及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上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区别。人文科学以文史哲为主体，一类重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多用记录和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常常为历史而历史，为艺术而艺术；一类注重从现象和形式逻辑中提炼规律，提出原则和思想，进行理论抽象，属于哲学范畴。而近代社会科学发源于工业革命后的德国和英国，用实证调查和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也借助于哲学思考，推导结论。先是有洛克、霍布斯、米尔、卢梭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乔治·亨利这样的经济学家，培根、孔德这样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学家，弗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家，他们都注重用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和社会的现象;后有19世纪末开始在美国高等学校登堂入室的学术研究机构，他们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城市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等等。在这个社会科学大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恩格斯对工人贫困状况的实际调查，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杜博伊斯对美国黑人状况的调查。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也自然有了自己特定的目标和被认可的方法:社会理性工程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的方法。

　　科学有原始科学、早期实证科学和20世纪后对科学的新认识。柏拉图理想国中关于哲学与诗歌的区别的谈论，常常被认为是实证科学与人文学科区别的雏形。但对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形成大规模影响力的，一般被认为是18、19世纪英法等国出现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哲学思潮。西方的启蒙运动突破了黑色世纪宗教对思想的禁锢，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欧洲社会学家开始宣扬科学理性的力量，推崇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先贤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开山大师。他的同盟和支持者包括其他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亨利·圣西蒙(HenrideSaint－Simon，1760–1825)、皮尔·拉普莱斯(Pierre－SimonLaplace，1749–1827)、艾米尔·德尔翰(émileDurkheim，1858–1917)等人，个个赫赫有名。孔德和德尔翰同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强调用实证的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传统实证主义强调有效的知识(科学知识)必须来自对经验的感觉。孔德将人类的理性追求和对自然的认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用大自然中神秘的力量来解释万物的规律，寻求终级定理)、形而上学阶段(用金木水火土等基本元素的抽象来替代神灵，解释万物的规律)和实证阶段(放弃对终极定理和绝对知识的追求，用来自实证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来解释事物的规律，接受和使用相对知识)。

　　孔德生长的时代，是一个宣扬理性主义和科学思想的时代。科学的方法重观察、逻辑和实验分析，帮助科学家在许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孔德作为这个时代集这一思潮大成的代表人物，对科学的理性进行了提炼。他将科学分为五类，即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学，数学则是科学的工具，可运用在各门学科中。这些学科的排列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前面的为后面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学发展最晚，最为复杂。他认为，社会也与自然世界一样，按一些规律运行(比如说万有引力)，他希望能像建立物理学那样来建立一个实证的社会学。事实上，他自己在晚年开始追求一种“人性的宗教”，希望用世俗的信仰来替代神学和形而上学，弥补实证的不足。

　　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是传统实证主义，一直受到反实证主义的质疑。著名的反实证主义学者包括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乔治·西摩尔(GeorgSimmel，1858－1918)。他们认为传统的实证主义是狭隘的科学主义。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Nobellaureate，1901－1976)有过一段很精彩的批评传统实证主义的话，他说:“这些实证主义者有一个简单的思维方法，将世界分为我们能清楚观察到的部分和剩下观察不到的部分，而这个观察不到的部分就不应该去理会，让他们安安静静躺在那。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能清楚地看见，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不清楚的问题都忽略了，剩下的大概就是一些无趣和渺小的重复性故事。”

　　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有了不少派别，比较有影响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它批评传统实证主义的不足，强调可以经验为基础、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并用概率来修正结论。他们依然拒绝形而上学，用逻辑和理性对其进行了替代。

　　后来的卡尔·波普(KarlPopper，1902－1994)、奎恩(WillardVanOrmanQuine，1908－2000)和孔恩(ThomasKuhn，1922－1996)等著名科学哲学思想家又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批评，形成了后实证主义学派。他们依然注重实证经验的重要性，但认识到理论、知识、背景和价值观会影响研究者对事实的解释和观察，因而他们的研究结果会有误差和偏见，不可能完全真切和正确，应该努力用实证的方法找出这种误差。即便如此，人的知识和解释总会有想象的部分，因而实证的结果不可能是不可挑战的。其中，卡尔·波普就明确地说，我们不可能“证实”(provepositivetruth)，只能“证伪”(falsification)，展示研究的对象是否错了。

　　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说明，他们早期认识的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一种(对事实和真理的)信仰和一套(科学的)方法，它也在不断进步。我们不少人对实证主义的认识，常常还停留在它的18世纪的思想。

　　事实上，科学工具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被改造和提升。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是，尽管它不是万能的，它在过去的几百年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变化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甚至更长的自然演化，是人类思想强大的辅助工具。

　　现代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要将所有有效的科学的方法包括文献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深化我们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生活的认识，达到用知识理解社会、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目的。

三、传统中国有丰富的思想遗产，但科学并不是强项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浓墨重彩地提到注重历史传承，“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历史古国，有丰富的人文和学术资源。如此丰富的文化传承，反映的是文明的成就和先人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值得深深骄傲的文化遗产。

　　但是，由于科学传统的欠缺，中国传统学问中科学思辨的方法没有得到过好的发展。在传统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中，说教重于科学，情感重于理性，政治立场重于人文思考。许多思想早熟于春秋战国文化多元、各国混战的时期，文明的冲突、国土的争端、大土地领主的相互征服和兼并，孕育了丰富的功利主义的思考，反将一些超越封建领主利益的深层次的思考边缘化了，排除在主流的国家和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春秋无义战”的提法，就是当时比较理性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无奈之叹。空有抱负、智慧和忧民的情怀，却看不到正义，不知道应该帮助谁。

　　中国大规模地引进科学的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即便如此，也常常碰到各种形式的抵制。比较困难的地方，是逻辑方法和话语体系的差异与放不下的传统优越感。西方在启蒙运动后找到或重振了科学的方法，而狭隘、无知和近百年来挨打受欺的经历常常蒙蔽了我们中一些人的心智，妨碍我们深层次地思考问题和虚心认真地与人比较，向人学习。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科学的基因。中国的易经、八卦、风水，包括中医，都有分类、验证、形式逻辑推导和寻求规律的努力，是中国早期科学的哲学基础。即便在文史治典籍时，也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将文献分类。遗憾的是，这些科学的努力，没有得到更广泛和深入的应用，而过去的强大导致了多年闭关锁国，唯“中原”独大、固步自封的心态，妨碍“人皆为师”古训和干扰了不断进步的步伐。

　　公认的中国传统国学比较发达并在中国文化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诸子百家则是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汉书·艺文志》记载，数得上名字的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往往被归纳为十二大家（法家、道家、墨家、儒家等等）。但汉统一天下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抑制了其他思想的发展。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倾向的入世的、呼唤回归传统、维护封建道统的的儒家登堂入室，成为国学。虽几经改造、不断丰富融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变迁的智慧和经验，但其核心的复古倾向和封建道统倾向形成了对创新思维的抵制高墙。虽有王阳明的“哪得泉水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的新儒家的改革努力，终究没有孕育出文化革新和科学思维的种子，也给当代新儒学的追求者留下了继续努力的空间。

　　在思辨方面，在古希腊哲学讨论三段论、阶层民主、理想国和归纳演绎法的时候，中国产生了著名的公孙龙诡辩术，以偷换概念和纠缠说理的方式，混淆视听，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这个被西方人赞赏为充满了能工巧匠的文明，受传统的局限，没有率先孕育出科学的春天。正像中国的社会主义跳过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实也缺乏一个科学大时代的充分启蒙。

　　1840年的鸦片战争，包括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和中日甲午战争，让一贯自傲的大中华民族屈辱地败给了通过思想革新获得了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外国列强。而中国知识精英从西方借来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有良知和理性的中国知识精英，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

四、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的学问博大精深，在此无法展现万一，但马克思的好友，另一位思想的巨人恩格斯对马克思有一个精彩的评价。他在马克思逝世后指出，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巨匠，一个以科学为指导思想的革命家。他的学说和论证方法，一改过去历史观和政治观中的混乱、随意、唯心、唯宗教、唯世俗、唯政治、唯感性、假道德的倾向，用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作为思辨、分析和研究的工具，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思想和理论成就，照亮了千千万万无产者以及全人类最终的解放之路。他对人类思想界的贡献是无以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分析思考的典范，通过文献综述、思想归纳和提炼，继承了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也通过分析、思辨、类比和推导，将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被压迫阶级摆脱奴役走向解放和自由指明了方向，创立了新的认识工具;通过数学计算和推导，论证和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无产者被剥削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憧憬美好社会的理想，对资本主义作了科学具体的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才是创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得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这一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巨大和持久的影响力，因为它严密、系统、科学和综合了他的时代的最高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成就。

　　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科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即从现实和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现有的存在提出系统和科学的批判，以批判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前进。遗憾的是，曾几何时，我们在运用和推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成为了不可思辨、不能双向沟通、不能变化和与时俱进的僵化的教条。在提倡唯物辩证法的口号下反对辩证法，在崇尚马克思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在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一轮思想交锋激烈的时代，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以批评和指导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当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实践证朋，信仰、理想、道德、真理等精神力量对人们行为所起的支配和控制作用，是任何物质力量也不能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核心，那就是他追求人类未来生活的彼岸——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自由的王国。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而“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这一追求，在20世纪被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和经济学家亚马提亚·森进行了更细致完整的表述。罗尔斯的平等和公正的思想，是无产阶级追求平等的准则;亚马提亚·森的自由既是目标又是工具、发展的目标是给人以追求自由能力的论述，是马恩哲学追求的目标的时代性解说。很多人读康德的墓志铭，都会被其深深感染:“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里引起的敬畏之情就会越加深沉和日新月异，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但又觉得它们比较抽象和玄妙;而事实上，这两种似乎抽象的准则，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早就有解:那就是，人类对追求自由王国的神往和公平公正的社会准则。

　　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科学是人学，隐含巨大的人类愿望——追求自由的心灵圣火。在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和科学方法的同时，用科学的方法追求崇高的人类理想，准则是开放、包容、思辨、唯真、求同和精益求精的情怀。而这个目标，只有在先砸烂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因而，在他的论述中，破比立多，批判比建树多;但他的建设性思考，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憧憬和科学描述——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自由解放的最终理想，是科学方法中形式逻辑推导的典范;它突破了狭隘，打破了边界，超越了经验性的观察，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放入心中，追求全世界无产者共有的价值理念和一致奋斗的目标，是优秀社会科学的典范。

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基本原则

　　讨论了科学、社会科学、传统中国的人文治学方法的优缺点和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审视现代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的问题了。

　　第一个原则是立场原则。立场原则评判标准的基础是本体意识(本体论的应用)。在抽象的哲学层面，本体意识决定思考方法和内容。如果主体是客观世界的存在，思考的角度就应该是客观的，是基于对外部世界，外部力量，外部人的立场、思想和期望的真实了解的基础上来看所有的问题。对外部世界了解越多、越透彻、越真实客观，对客观主体的描述就越趋近真实，越有学术价值。如果研究主体是本人意志和思想，主观唯心的色彩就比较重，评价的标准就是主观意志的合理性和逻辑的一贯性。主体辨别原本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研究主体的特点或愿景及其内在“合理性”问题。

　　在具体社会问题现实的层面，有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观察和研究社会问题的区别，可以是个人立场、小组立场、阶级立场、国家立场、普世人文立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学和社会学，一定会有一个立场。值得分析的是，是否对自称捍卫的立场描述准确，并且有立场捍卫的效果。在立场是什么的本质问题上没有厘清，不可能会是好的社会科学。

　　如果立场表述得很清楚，说理论证和政策倡导每样俱全，但对倡导的政策和行为会带来什么效果，并不做细致的思考，也是本体意识的失败。实际的行为动机和社会效果会是什么，而不是自己说了什么，是社会科学评判和批评的核心点所在。总之，立场原则要求文献有清楚的主体意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这一方法带来的是否与立场相符合的逻辑结果。

　　第二个原则是价值追求原则。即学术研究是否追求和符合开放、平等、科学、唯真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提倡对事实的尊重、对人文价值和平等意识的追求、对科学价值的敬仰，有开放与兼容并蓄的心态和解放全人类的情怀。

　　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是解放人类、提升文明的道理，是大写的“人”学。能够突破话语体系和文化差异的壁垒，与全人类在思想和心灵的深处进行沟通，在方法上进行交流。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必以此为指导，寻求在批判和改造旧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世界，充满或隐含丰富的正能量的学术追求。

　　第三个原则是科学方法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强调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了解和研究现实。对事实了解的全面和准确度，或是抽样调查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是评价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是否用了最好的方法、获得了最好的研究信度和效度，并进行了清楚的表述，保持了逻辑的清晰度——逻辑上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理由律等，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评判的重要标准。还有，如何尊重事实，将事实与价值理念区分开来，公正客观地、逻辑地、一贯地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描述和分析，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是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基本逻辑道理都说不清楚的文献，不能以理服人的文献，不能引起共识共鸣的文献，没有优质细致的文献和实证调查的文献，绝难是好的社会科学成果。

　　科学方法中的核心词定义(构建效度)，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比如，人类共有的理想追求应该定义为“共同的价值理想”，包括“公正、平等、自由和富足”。这种价值理想，西方和中国的老百姓都会认同。但如何追求这些价值理想的实现：是使用精英领导、党内民主还是大众普选，是用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原则还是用混合经济原则来管理社会，则是工具的讨论。如果不用科学的方法定义什么是价值追求，什么是工具，将价值追求与工具方法相混淆，则容易强调了方法，忘记了目标。历史上，“目标替代”是一个经常犯的错误。在使用某一方法时，强调了方法，忘记了目标。另外，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中国情景下的特色，而这个“特”的描述，必须基于对“不特”的了解的基础上。这是辩证法中的两个方面，没有一般(不特)，就无所谓“特”别。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定需要将两个方面都讲清楚。

　　事实上，当前网络世界中思想的混乱，很多是科学训练不足、科学逻辑不强、主观意念强和功利主义倾向盛行的结果。官方的学术评价出于无奈，开始引进西方为了图书文献检索方便建立的SCI和SSCI系统进行学术评价，重数量，不看内容，引起了另一个层次的新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工具理性替代目标理性的案例。

　　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科学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数量的方法。理论研究、数理统计、定性、定量、案例、形式逻辑，都是思辨和研究的工具，目的是获得准确的信息、深入的知识，服务于社会。理论是我们常说的“道”，案例和统计分析是我们常说的“术”。我们常有“术”重要还是“道”重要的争论，殊不知它们是辩证法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无术何以得道?无道术何以求?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是道术兼修，用最好的术讲清楚最高的“道”的精品。

　　第四个原则是研究目标的实现程度。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否有意义的研究目标，并最终有效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每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个设定的目标。经费、人力、物力、时间、专业能力等都应该服务于选定的研究目标。即便是为了创造基本知识，也是一个研究的目标。虽然研究千辛万苦，难得其要，但绝不应该以奢侈、平庸和无所事事有意浪费财富。这一评判标准考察的是经费的使用是否符合社会的需求和兴趣，投入产出有什么效果。只要有优秀的学术群体，良好的学术规范，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并不是不可能的。

结语

　　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是在中国人民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得到发展的。但由于是通过苏俄作为二传手辗转而来，逐渐被教条主义所架空，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革命精神、科学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追求美好未来的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继续在解放人类的理想大道上迅跑的时候，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精神，用以审视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科学，开放思想，深入学习，在批评中改革和进步，追求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美好未来，中国社会科学百花齐放的春天，必然会迅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社会科学的巨匠和典范。我们许许多多的后来人，只有在思想上和方法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让这个伟大的学说和理想，在全新的时代得到发展和创造性的表达，得到历史的新发展，完成从批判到构建的过程，才能算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和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