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的邀请下参与“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的讨论，兼评两篇文章。评论力求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以期推动学术讨论的深化。论文在审视东西方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路径、研究内容和国内关于本土化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继续发展和深化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研究关怀中国化、理论实践一体化、研究思路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风格朴实化、研究论证严谨化、研究逻辑科学化、研究语言通俗化、研究贡献国际化、研究评价公认化。在本土关怀、兼容并蓄、科学严谨、朴实无华的研究氛围中，追求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是当代中国学人、特别是公共管理学人的重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7）03-0025-06

原载于《公共管理学报》第十四卷第三期　2017年7月

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有重大贡献

　　《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现状与路径》一文（后称“本土化研究”一文），提出了一个中国公共行政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在系统引进西方公共管理学科近四十年后，中国公共行政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如何更好更具体地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做实实在在的贡献？如何从简单学习西方，传递西方理论和思想，转移到关注本土、研究本土、解决本土问题，并创立自主、内生和独特的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这一命题，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自信心，关系到中国的管理实践，自然也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

　　事实上，如何洋为中用，维护中体，既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保留和弘扬中国的文化传承这个问题，是中国知识精英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放不下的一个心理情结，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对外学习，大多都是以推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初心的，包括洋务派（学技巧护道统）、维新派（技术制度皆学）、复古派（强烈的自卑与自傲导致的排外抵触情绪），甚至全盘西化派（崇洋羡洋或者恨铁不成钢）。思考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在走向富强的道路上，要不要学习外国，如何学习外国，如何变得繁荣富强、不受欺凌，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个从国外引进的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无到有，已经演化成为专业齐全、具有五百多所授予本科学位、两百七十多所授予MPA（硕士）学位和几十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等院校培养单位的学科；历年来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学科名称也被转译为公共管理学，拓展了学科内涵，增加了中国因素。这些公共管理学生培养单位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也不断与实践界和各种研究基金、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合作，共同研究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推动公共管理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本土化研究”一文中所列举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的许多课题的名称，直面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主题包括服务型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人才管理、决策咨询、应急管理、问责制度、监督制度、协同治理、公共价值等等，研究问题以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与时俱进，结合不同理论，跟踪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应该说，所有中国政府改革关注的重大问题，都在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及其它国家和地方的研究课题中出现过。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与中国的改革发展不断互动，共同进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学科发展的本土化是一个基本不存在的立场。虽然不排除少数人携洋自重、过度鼓吹洋文的权重和研究意义，以获取一些虚名和个人晋升的利益，但绝大多数学人孜孜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让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管理实践服务。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者们，也是如是对公管学人提出现实要求的。如何使公共行政和管理学科的研究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中国行政学人的夙愿，只是这个过程漫长，研究重心也是逐渐从学习、引进、消化，慢慢转移到与本土的公共管理实践更好、更有效地结合这个方面来的。

　　前一辈的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人，从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行政学的时候，就心存洋为中用的念想，目标是非常明确的①。比如说，八十年初就从国外留学回国的竺乾威教授，一回来就写了公共行政学的教材，服务于中国的行政体系改革；他没有出国的同事，也涉猎群书，根据国外生态理论和行政学的新思想，创造性地写出了行政生态学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国外完成公共管理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干部培训。倒是后来在行政学科大发展、许多学人从不同的学科涌入行政学，大规模地翻译和引进西方行政学的教材和思想的时候，带有西学韵味的话语才开始在学界流行，也出现在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之中。

　　即便如此，公共行政学者的很多学习活动，也一直在配合中国的行政改革的需要。比如说，研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学者，大量借鉴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文献，但关注和研究的还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1]。在中国行政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与行政两分的概念也曾登堂入室，进入政策讨论，几经反复，但最后没有被体制采纳。新公共管理、绩效管理等西方行政改革中出现的名词，也被国内学者炒的火热，推动了不少地方改革，促进了分权和绩效，直到它们在西方已经式微、被基本搁置的今天，也还有不少中青年学者还在把它当作经典，反复提及。新公共服务、PPP（公私伙伴）、协同治理、简政放权，这些在克林顿、戈尔的新公共管理和绩效改革终结后出现的新概念、新思潮，既是国内学者趋之如鹜的研讨命题，也是中国行政改革的重要命题。

　　学界的这许多努力，介绍了西方思想和经验，不少还是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推动了中国改革的。改革规制、精简机构、理顺政企关系、提高公务员素质、改善服务能力、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研究社区发展、建设现代治理体系等许多努力，都与中国行政学人的努力不可分割。如果要看四十年政府改革的成效，中国的崛起、管理思想的现代化、中国政府管理技术的提高、决策理念和程序的提升、服务理念的改善，就是最好的佐证。许许多多的行政学人，在这个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土化研究”一文中的中国行政科学发展历程和行政科学研究的题目，就是很好的佐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过去四十年的成果，不宜妄自菲薄。中国公共行政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与中国一起成长，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否足够本土化，从全局来看，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强势崛起和开始引起世界的瞩目显示，在宏观的视野下，中国的对外学习，是十分成功的。庞大的教学和研究队伍，百家争鸣，谈方各个面的都有，凝练在实践中，总体赋予的是正能量。未来迫切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提高这些研究和对话的水平，使其能够在世界语境中，总结和提炼中国的发展经验，继续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让世界人民羡慕、憧憬和学习。中国的未来，更需要的是现代的理念、优质的管理技术、高超的管理艺术和清正廉明的政治风气。中国公共管理学人真正的挑战，在于让这样的伟大早日实现。

二、学习西方和开创本土化研究，需要加强对研究方法的重视

　　“本土化研究”一文，立意明朗。美中不足在于对“什么是本土化”的问题，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界定。论文的许多其它地方，思辨和论证也似严谨性不足。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宽泛和零散。有大师划定问题和方向，操盘手跟进时论证不足、思考不深、轻易判断的痕迹，折射出我国出当前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不细致、论据不充足、一本书主义、人云亦云的一些弱点。

　　比如说，作者借张东荪的话界定本土化就是“重心在内，倘使重心在外，便不知有我”，认为本土化的过程应该是，“普遍化在先，本土化在后，先有某一领域相对成型的普遍性理路框架，而后根据本地实情进行吸纳，最终求的是对本地情况的学理阐释与理念引导，以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成果为该领域奉上实质性贡献”；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的内涵是指在批判借鉴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公共行政实践所形成的新理论和方法”，“外延主要包括理论来源，基础理论，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几个方面”，“设计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研究，也可以从‘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等实现路径选择’”。这一大段对“本土化”的概念定义以及后续的解释，读起来有似是而非，莫衷一是之感。

　　重心在内，就是要关注中国问题，有道义上的正确性。但即便重心在外，也是可以通过比较发现独特的本我和自我的，并不仅仅是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的主观意念可以否定客观存在。再者，如果是本土研究，就不存在理论必须先从外面来还是先有内生性的提炼，不一定是一个普遍化在先、本土化在后的认知过程，也可以是本土发现，扩展成为普遍经验。如果对传统理论资源深入研究或是对西方学说进行细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柏拉图的“型理论”（TheoryofForms）与中国的道家学说十分相通[2，3]，到底这个理念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还须要考究，毕竟老子生卒年期还要早于柏拉图。西方的文官制是中国早年出口的制度方法的改良品；韦伯的科层官僚原则在秦朝郡县制中就已有应用；而中国近代的国家理论基础，原创者是西方政治学人马克思。如果讨论行政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或许要从不论“中外”、不问“东西”、而是看什么是最有道理、最有用、最能说清楚、最能以理服人的角度出发。最优秀的本土的东西，也最容易被世人认可，成为普遍的原则。同样，最通透的普遍真理，也最容易被更多的人接受，成为他们本土生活的追求和基石。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中国台湾，都曾经有过本土化的学潮和努力，但观其结果，往往不了了之，关键点不在于是否本土化了，而是是否学对了，解决了本土的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普遍经验和本土经验。

　　文中还有其它比较轻率的判断，在没有系统梳理文献的条件下认为“对中国公共行政学进行反思批判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的真正起点”。“反思文学”是一批奋进的青年学者在努力学习西方、翻译西方著作、热情拥抱西方思想的过程中走得太快，突然悟到这种学法有问题、自行驻足思考的一个阶段，与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学习西方的大局并不完全匹配。当时大多数的相关学术文献，并没有显现中国行政学界已经系统学习了西方、基本了解了西方、学懂了西方、并将西方理论运用自如、付诸实践，从而引发了大规模实践谬误的现象。从小的方面看，当时确有少数学人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片面理解、望文生义，或囫囵吞枣，不了其就里，是学偏了的现象；但这个并不是西方的东西没有用的问题。从行政学界的大范围来审视，中国学习的西方行政科学的过程并没有完成，不是“学多了，用过了”的问题；而是学习不足，理解偏颇，对很多西方的东西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从系统化学习和深层次学习的角度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更多的是自己没有学对学好，而不是西方理论不适合的问题。比如说，有人批评西方“地方自治”的概念不符合中国国情。殊不知，“地方自治”更多的是中国自己传统中的“诸侯分封”、“乡绅治理”。西方也或有这样的传统，但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体系中中央地方关系的核心要义是“地方管理特许权”（HomeRule），即“地方政府不能自治”，在核心问题上要服从国家大法和中央权威[4]。地方政府可以与上级政府以法律契约方式获得“地方管理特许权”，但这个特许权是随时可以被上级政府收回的，完全不是“自治”的概念。说地方自治是西方来的不合中国现实的概念，是一个自己错了怪人家的表现。

　　也有批评说，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不适合政治与行政两分。但如果知道政治、行政两分理论的前提是“行政服从政治”，“政治与行政两分强调的是分工合作，各对自己工作问责，提高管理透明度和效率”，这就不一定是一个不能借鉴的理论。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人一直以为联邦制是分权体制，却忽略了联邦党人的核心追求是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家意志。一直普遍关注的党的执政“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就是一个由于翻译不当而造成的争论。Legitimacy，比较准确的意思是“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度”。如果讨论如何提高党和领导集体的“人民认可和支持度”，就是一个很合适的命题。但提出要讨论“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有无‘合法性’”，对一个在主权国有执政地位和领导法律制定的政党来说，就是一个荒唐的议题。认真想来，是西方人错了，还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弄错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即便“本土化研究”一文中提到的公共行政身份认同危机，也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论点。一些青年学者，在读到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美国公共行政的知识危机》（AnIntellectualCrisisinAmericanPublicAdministration）一书以后[5]，就大谈中国行政学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殊不知，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的论点是，从德国移植的公共行政理念强调行政效率、一长制、科层结构、专业化，而美国本土的建国理念是民主、选举、代表性、平民政治。这两个理念不兼容，因而判定有外来理念和本土理念不兼容的危机。这是一本在西方行政学界出镜率很高、提到很多，但和者较寡、颇有争论的书。美国民主思想与德国行政思想不兼容的问题华尔多在1948年的《行政国家》一书中早就讨论过[6]。而美国在早期的行政改革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在“政治与行政两分”（政治行政分开问责，但行政从属于政治）的讨论中消化了这个命题[7]。实践操作上，1946年的国会法甚至确立了美国国会对行政决策微观管理的先例[8]。所以说，真正的行政学危机在美国早期先贤的努力之中早就被化解了，但行政学与政治需求的张力和博弈却会长期存在。而中国的行政学科与美国情势完全不一样，刚刚建立，就像刚刚聚义水泊梁山的英雄群体，谁是首领、排什么座次、人们如何看梁山好汉等问题都还没有定论，可以说是身份还没有形成，正在成长和发展之中，是一个身份建设的问题，说是“身份危机”就已经是言过其实了。如果要说理念与结构的矛盾，中国传统的单一制管理方法，反而与德国型的行政文化更加相匹配。

　　中国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人往往翻译了一本书、几篇文章，就以为是西方的全部。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追求时尚、轻率判断的例子不在少数[9]。从学科的成熟水平来看，中国对西方行政学的全面了解，到21世纪的今天才刚刚开始，才开始有批量的、能大量阅读原著、将原著放在应有的背景下理解和消化的青年学者群。他们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相互之间的讨论、思辨，是正确和全面理解西方的基础。而在过去，这个基础十分不足。很难说中国行政学界已经学透西方，具备了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基础。当然，创新并不一定需要全面了解前人的成就，可以重复创新、也可另辟蹊径，此是别话。

　　从这些已知的例子来看，作为新兴的引进学科，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在学习国外、发掘自身瑰宝方面，还有些功力不足，要做更细致的工作，审慎定义、认真求证、逻辑推理、仔细比较，并理论联系实际，有用的才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中国化的过程，其实给行政学人提供了不少优质的借鉴，比如毛泽东主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依据暴力造反的理论发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但并没有大面积实行公民选举，值得行政学人关注。

　　经过差不多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公共管理的教学和研究实践，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从下面学生习作的分析评论中，可见一斑。

三、MPA教育中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硕果

　　《共享单车：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是首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上全国冠军的习作。在老师的指导下，青年学生们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划时代的变化。他们聚焦研究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时代”出现的“共享自行车”现象，讨论了这一新鲜事物对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提供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研究者认真收集数据，描述了我国部分城市公共自行车发展规模及现状，不同共享单车品牌各自的收费情况和技术特点，使用群体的特点；使用者、企业、政府面对的难题，比如停放地点、用车安全、交通规划、市场竞争、押金管理风险等许多复杂问题，还归纳和研究了不少地方政府相应的政策，在分析了政府、企业、个人在这个新现象中的利益相关性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对共享单车的发展与管理，提出了新的建议和以协同治理方式来创新公共服务模式。这个研究，反映的是对现实的关怀，对新技术的欢迎和对新问题的敏锐；也反映了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对现实问题的重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努力。回答的正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如何基于本土的问题。事实上，研究引入的时髦的西方理论———协同治理，其核心理念就是中华文化中的“齐心协力，共同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基本思想。这是一篇难得的习作，优秀之处就在于立足实践、认真思考、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大胆假设、仔细求证。研究自始至终，使用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分析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文中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提法，或许值得商榷。研究者一再提出，共享单车是我国首创，事实上，它只是在前人已有的共享单车的基础上，换了一种经营和收费模式。公共自行车的概念，早已有之，欧洲国家和中国的许多城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在尝试公用自行车的管理办法，也使用了信用卡技术。政府投入购买自行车，放在公共场所让行人使用，可以多地定点取车停车。GPS定位技术和网络支付（微信/支付宝）技术的出现，使得随意停取成为可能，商家也可以参与，管理办法也可以更加灵活，成就了共享单车新的管理和运行方法。所以，如果谦虚地看待创新，就会尊重和承认前人的成果，正确看到新的创新是建立的有益的前人努力的成果基础之上的事实，而不是只说前者的不足，强调自己的创新成就。要说首创，不是共享单车的首创或共享理念的首创，而是共享单车营运方法的首创，其后续带来的问题和引起的思考，恰恰都与本土的基础条件、管理环境、国民素质、处理技术等等相关，能引起无限遐想。

　　再一个夸张的提法是“最后一公里是世界性难题”。我们知道共享自行车在中国有巨大的反响和迅速的发展，实在是由于中国自己公共交通系统设计缺陷过多，地铁站站距过长，不同交通系统之间兼容性差，是中国成长中的痛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说“最后一公里”是普遍性的世界性难题，言过其实。欧洲一些国家，维护了传统小城的格局，基本步行即可，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另一些国家，有设计良好的自行车专用通道（荷兰等），不论是一公里还是多公里，他们骑车的人还是很多；日本这样的国家，公共交通发达，衔接容易，自行车基本是锻炼身体使用，不是最后一公里的载体；也有美国这样的国家，生活在汽车轮子上，车库直接到工作地点和商业网点，最后没有一公里要走，他们的城市设计也并不适合用大规模的自行车交通

工具。轻率地认为最后一公里是世界性难题，而共享单车是彻底改变城市出行方式的全新方案，稍有牵强。因为，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出现，共享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可能带来的通勤效率，并不会比共享自行车差。另外，城市设计、功能区重塑、公共交通改善，网络办公，都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可能。修路和建立共享单车停车场的种种建议，或许应该和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公共交通改革等其它政策一起综合考虑。

　　可以说，这篇在带队老师指导下形成的论文，尽管有些瑕疵和显得稚嫩，但却代表了我国MPA教育的进步。这些经过公共行政学系统训练的年轻公务员，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发现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并做出理论上的剖析，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政府主体的未来前景。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12月份，全国228家MPA培养单位累计招收了159431名MPA研究生，其中已获得学位的有99597人。不可否认，他们将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四、结语

　　本文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主编敦促而作，自有许多思考不够周全，观察不够细致，评论不够合理的地方，只是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对两篇发表的文章做一些评论，引发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本土化的诉求，是中国的理论、实践和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也是中国知识精英在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有的一个心结。但我们应该认真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多种族、多文化和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而现有的政体是年轻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当代东西方现代文明碰撞和融合的产物，依然在发展壮大和完善的过程中。就是说，中国的“本土”，博大而多元，新旧共存，历史上不断演进，到今天还在不断变化。什么是这个“本土”的本质和“本土”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复杂问题。比如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既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治国纲领，也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清末帝师陈宝有一句名言———“文明新旧两相依，心理东西本相同”，说的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是有相通之处的。西方理论中未必没有中国的基因，而中国的特色未必不具备世界意义。

　　当年夏书章教授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呼吁重建行政管理学科时，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有个发言（1984年8月），提出，“不能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政治学和行政学，我们就取消。难道我们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必要了解国情，但没有必要为了本土而本土，为了不同而排外，什么都与外国对着干。本土的优秀，或许就深藏于普遍的原理之中；或者说，化外的精华早就在本土的意念之中，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和提炼。

　　国内有一些学者继承西方后现代思潮中“解构”的冲动，提出重塑话语体系的诉求。是用西方理论来批评别人“太西方”的一个现象。而批评西方的情绪，又在保守复古的情节中得到呼应，形成一种似乎政治正确的思潮。但他们往往忘记了话语体系的第一功能是有效沟通与交流，目标是增进和加深了解，而不是创造语言和概念壁垒。话语权来自经济政治实力，并不来自晦涩的语言。中国古汉语凝练优美、底蕴丰富，但它的难度影响了人民大众对它的掌握，使得它难以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沟通载体；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在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宣导，靠得是有西学韵味的白话文，以及许多引进的“革命、平等、民主、自由”等新名词。或许未来技术和机器人的发展，可以使人们生活悠闲、情趣丰富、记忆和书写便利，便捷地使古汉语的凝练和优美重生。但在那以前，刻意去将其复活，是一件困难和事倍功半的事情。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真正伟大，不在于强势的语言或是别人不懂的语言，或者是它强大的武力。它的伟大，在于它能够赋予它的公民财富、权利、安全、尊严和幸福。而这一点，才是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终极目标。若如是，公共管理学科的追求，应该是虚怀若谷的最优秀的研究和教学，应该培养胸怀天下、包容并蓄，既本土又国际的公共事务人才。按照这个理念，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研究关怀中国化、理论实践一体化、研究思路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风格朴实化、研究论证严谨化、研究逻辑科学化、研究语言通俗化、研究贡献国际化、研究评价公认化。在本土关怀、严谨科学、兼容并蓄、朴实无华的研究氛围中，追求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