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蓝志勇教授在2016年10月24日于清华大学举办的 “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 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我从全景式综合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的视角，谈几点看法。
第一，公共政策的存在是有多维度理性的。
大家常说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我认为还不够，应该至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历史、环保等等。政治理性讲究谁得到什么，是谁的。比如说，武器再差也得自己造。国民没饭吃时，粮食生产第一，效率是其次的考虑。经济理性讲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将产出极大化。社会理性讲究和谐共存。心理讲感觉，比如说相对贫困的问题，有的国家忍耐力大，痛点高，有的相反。历史讲传承和习俗。比如春节是农耕时代历史的产物，十几天浪费极大，但我们还是要放春节假，全民流动。文化是一种习惯和偏好，如尊老爱幼。不少人为玉石、古玩一掷千金。环保讲环境，雾霾大了，自然要清洁能源，再贵也得做。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公共政策的存在是必然的，就是因为没有政策，让社会自己发展，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不平衡，人们就要用理性的力量来调节。产业政策也是这类公共政策。做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做是已经失败了。所以，公共政策讨论的焦点是该做什么，干预什么，如何做好，而不是政策要不要的问题。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新的综合公共政策理性的时代。
过去几十年靠单一经济理性思维推动GDP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国家层面，十三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共享式发展，就奠定了方向。标志性事件包括，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早就改了，春江水暖鸭先知。1997年，我在那里还做研究，还做了一个讲座，当时就能感到那里领导的雄心壮志，关心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就说，那你们还要考虑和深入学习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知识，全面思考政策问题。后来他们自己就改名。现在的智库、高研院、大量出现，都是对综合公共政策理性的需求的表现。要全面考虑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经济增长。
第三，经济学提供很好的思维工具，不断研究新方法，但是它从来就不是完美和万能的。
过去重视的经济学理论，用来指导公共政策，其实是带病上前线，不够的。马歇尔的自动均衡理论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市场大了，均衡要很长时间，人们等不起。 另外，垄断、欺诈等市场失灵，是常量。必须干预的。理论上，只提一个杨小凯。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就说明了市场均衡的不可能性。还有，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解决的是不同的社会问题，是不可比的。自由市场还是凯恩斯主义，是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思考。 比较起来，其实是关公战秦琼，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现在常讨论的国企改革，从经济角度来看，也不完全。现代国家理论要求所有的企业都交税，都遵纪守法，如果这样，收益和流转权都有国家调控，企业属于公家拥有还是私人拥有，就不是最关键的事情了。现在讲供给侧改革，如果制度供给是重点，就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用经济学的语言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不够的。大家讨论是政府好还是企业好，还有其它重要变量。要看谁在政府里、是否努力和秉公。政府里有精英，大公无私，就能做好。企业也有不好的，也有垄断、欺诈、骗补，还是要看谁在企业，如何工作。
现在的讨论者不会不知道这些。但恨铁不成钢，说这个政策太次，就不要了。 就像我们常说，孩子考不好，别上学了。但冷静下来，学还得上，教育还要有。怎么做好，还有就是如何评价政策的好坏，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在新的时代，我们要新的全新的公共政策思维，新的语言和新的关注重点。
第四，评估政策，总会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政策，也有不同评价。小平同志当年就讲过改革要让经济翻两番的概念，96年就翻两番了，按这个标准，是成功的。但小平同志也讲过，如果我们的改革造成了贫富悬殊，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坚持这个标准，改革就算失败了。但综合看改革成就，那就不能不承认它的成功，经济上，国力增强，一跃而为世界第二；政治上，在国际上扬眉吐气；社会生活上，物质和文化生活大大丰富；心理上，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环境上，有所恶化；贫富悬殊，带来社会矛盾……但重要衣食问题解决了，剩下是新出现的问题，可以再努力解决。综合起来看，改革开放居功至伟，也还有深化和改进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综合理性。
第五，政策需要良好的配套。
从价值理念，到决策制度、体系和方法。这个领域，中国确实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烙印，种类繁多，要求复杂，不系统和不完整。决策的程序、数据、能力都不强。与别的政策也不配套。在革命后现代不足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应该说，很多国家的政策努力，也往往发生在人才缺乏、数据缺乏、决策制度缺乏（比如说部门立法、用部门利益替代国家利益）的条件下，并不完善。这样的国家，市场一般也不会完善。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摒弃这一市场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而是设法改进这一功能。 建立规制，建立有效市场，维护市场有效运行。
在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发展的时候，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就需要有新的高度。要改革决策程序，决策方法，提升决策质量，引进国际视野，也要学习国际上失败的经验。要有综合理性和全景视角。许多看是不同政策，其实相关性很强。比如，国防外交政策变化就可能大量占有资源，影响经济发展。土地，金融，房地产政策高度相关，并对实体经济投资有重大影响。劳工政策会影响企业改革。我们建设新农村，将大量资金送到农村，农村没有好的投资环境、高回报的农业收入或能干的人有效使用这些资金，资金倒流回城，进了房地产投机，压抑了农村发展和资金有效使用。如果将资金与现代农业高度相关的技术、人才和组织方式结合，即便这些人才都是城市人，他们对农村发展的效用会更大。美国当年农业的发展，是在大学建立农业科技站、外地引进能力高、创业精神强的农业人才，才成功的。再比如，国家创新的推动，最好的方法不一定是把资金放给企业和个人，推动创新尝试。而是建立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创业失败者衣食无忧，可以东山再起。他们的成功，有巨大的市场回报和心理满足，不需要政府的额外补贴。而保障他们继续创新、屡败屡战的重要法宝，就是让他们能够失败得起，而不是靠政府补贴挣钱。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或许就应该在这些方面着力。他们不必在所有的领域都发生，但有一就有二，配套发生。决策机构不是某一个部门，而是超越部门利益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不同的政策，寻求结合点和逻辑相关性。小平同志的改革，不搞大而全，多而细，其实重点只关注了几件事，科学教育改革释放社会的创新和生产能力；联产承包解决吃饭问题；乡镇企业解决农民问题；剩下的国企改革，城市化改革，都还需要后人的继续努力。